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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資本、投資與貿易的融合，以及產能輸出趨勢，貿易的形態不再單純是出口加工或代工出口，貿易的國內國外界限以及投資貿易邊界也雜糅模糊，價值鏈升級也并非是單一的“微笑曲線”的兩端延伸，而是價值鏈縱橫交織的全球網絡化布局。

　　隨著勞動力、融資等經營成本線的日益陡峭，中國傳統的外貿競爭優勢式微。一些有實力的企業開始試探跨海布局。從康奈在意大利開店，到科爾集團美國建廠，從萬向集團建立海外營運中心，到華立集團在美國設立研發公司，經過幾年的匍匐與跌絆，私營企業主動布局全球價值鏈的勢頭漸現。與十年前基于對資源渴求的央企“走出去”不同，私營制造企業基于對技術、管理、品牌與市場的考量，編織全球配置資源的生產鏈。正如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的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那樣，成熟的優勢產能必向價值洼地輸出，中國僅僅是曙光乍現。

　　商務部統計，2014年在非金融領域的對外直接投資中，民營企業占40%。跨境并購也彰顯出民企產業鏈整合的野心。據投中集團數據統計，2014年共有219起跨境并購項目，其中民營企業參與的共有185例，占到總項目數的84%。隨著資本的腳步，境外加工園區逐漸增多，從而帶動中國出口產能的輸出。

　　中國企業主動布局全球有幾個因素：部分“邊際產業轉移型”企業，主要為了尋求市場；部分企業希望靠近技術、設備、管理和標準，而構建要素和營銷的全球網絡；部分企業為了獲取品牌、專利、設計、研發、信息、營銷網絡等稀缺要素。

　　過去30年，依靠廉價勞動力、低地價等要素，中國制造嵌入了跨國公司布局的全球產業鏈，成為世界第一大“代工廠”，外貿出口持續20多年呈兩位數增長，而現今，隨著全球貿易趨于保守，跨國公司價值鏈的重塑以及中國制造業要素成本的持續攀升，中國制造企業被迫開始構筑自己的全球價值鏈。

　　中國力求逐步完善全球價值鏈的體系，重構國際貿易圖譜。也許3年－5年，也許10年，中國的貿易新圖譜將逐漸展現。

　　換擋疊加鏈條重組之痛

　　中國海關公布的數據顯示，外貿增速看上去深陷低迷泥沼。

　　2014年全年進出口總值同比增長3.4%，其中進口增長0.4%，出口增長6.1%，這已是外貿增速連續第三年未達既定目標。2014年進出口增速預期7.5%。

　　表面看來，綜合要素成本攀升，人民幣被動升值、制造業PMI景氣蕭然以及外需不振是進出口持續下滑的原因。然而，近十年的進出口曲線已預示，依賴傳統優勢保持高增速的貿易拐點來臨，步入換擋期。6%左右的外貿增長將是“新常態”。

　　2008年金融危機后，全球價值鏈進入新一輪調整期。美國實施“先進制造業”戰略，推動制造業回流和升級；德國推進“工業4.0戰略”；英國和法國分別實施了“高價值制造”和“新工業法國”戰略，醞釀新的產業技術革命并改變著全球產業鏈格局，同時，印度與東南亞依賴低廉的勞動力優勢在擠壓中國在世界貿易的份額。

　　占出口半壁江山的外資出口引擎動力不足呈中長期趨勢。2014年1月到11月，中國制造業吸引外資下滑嚴重，除韓國和英國對華投資同比增幅較高外，日本、美國對華投資同比分別下降40.8%和22.2%，歐盟28國對華投資同比下降9.8%，東盟對華投資同比下降23.6%。

　　雖然制造業外資下滑，而從事服務業的外商投資卻增加，這種引資結構的變化正在影響進出口數量。一些外資企業將研發、物流環節留在中國，將勞動密集型制造環節轉移到東南亞。浙江、江蘇、廣東的商務系統的官員也反映，中國的部分制造企業也將研發、設計留在中國，而將部分組裝環節遷移到東南亞。

　　據商務部監測，中國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諸如紡織、鞋帽、箱包在歐美日等發達國家的出口占比六年來直線下降，而周邊國家的出口卻在攀升。2000年，40%的耐克運動鞋由中國制造，13%由越南制造，而到2013年，中國制造只占30%，而越南制造則增加到42%。

　　一般貿易出口超過加工貿易，標志著中國對外貿易由外部拉動型向內生驅動型轉變，對外貿易的質量有所提高，貿易結構正在發生深度調整。2014年1月－11月，中國一般貿易進出口占外貿總值的比重達到53.9%，較2005年提高了11個百分點。

　　而民營企業的出口超過外資和國企也預示著，中國本土企業的崛起。海關數據顯示，2014年民營企業進出口增速高于外資企業等其他類型企業，占外貿總值的45.8%。

　　外貿進入新常態并不是趕時髦的說辭，而是規律性的必然，從貿易規律、中國貿易的國情以及產業規律三方面疊加看，早在七年前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外貿就開始了減速換擋。

　　外貿高增勢不再是因為幾大因素：世界經濟長周期的繁榮已轉為震蕩復蘇；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化大幅擴張因歐美“工業回歸”，發達國家重振出口而收縮，30多年以貿易投資便利化、自由化為特征的全球化開始趨向保守，保護主義抬頭；中國加入WTO的紅利已近尾聲，承接全球跨國公司產業轉移的速度放慢，產業和訂單向周邊國家和地區流失。

　　的確，外貿持續30多年的高速增長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一些市場人士由此感慨，外貿對GDP的貢獻率式微甚至出現“負拉動”。但這種慣常的數量思維遭到學者的反駁。張驥表示，應多維度看待貿易，單純用支出法計算，往往會低估貿易對國民經濟和國民福利的貢獻率。支出法看重數量，而目前國際流行的增值法則更能準確估算貿易價值。

　　“2014年進口增長0.4%，12月僅為0.2%，并非進口拖累了經濟，恰恰相反，在量增價跌的態勢下，不僅節約了400億美元外匯，而且進口了產業升級需要的資源、技術和關鍵零部件。消費也隨著進口提升了檔次。”張驥說。商務部組織的專家團隊每年堅持用增值法計算外貿的數值。

　　實際上，隨著海外加工貿易園區的增多，境外營銷中心的建立以及跨境代購等出口業態的擴張，這些外溢性出口并不納入海關統計，但卻增加了經濟結構升級和國民福利，引導國內外投資更多地流入價值鏈中技術含量較高的區域。

　　事實上，中國貿易額占全球份額已達12%，繼續擴張的空間有限。而這恰恰是中國外貿換擋的資本與機會。

　　外貿增速下降的背后，是大批企業的痛苦掙扎和自我救贖。張驥司長說，外貿換擋期，企業出現了分化：有實力的制造企業、營銷型企業向高附加值轉型升級，無核心競爭力的代工企業則生存慘淡。

　　重拾新動能

　　如今市場變化快、生產零庫存化，訂單分散化和小量化，綜合服務企業通過整合融資、通關、退稅、物流、保險等外貿環節，集中代辦后統一投放給中小外貿企業，成為中小微外貿企業的全流程管家。目前深圳、東莞、杭州等地均涌現出這樣的外貿服務企業。

　　2013年國務院發布外貿“國六條”，首次在國家層面提出了“外貿綜合服務”的字眼，從而為涌現的這種新業態正名。

　　供應鏈的整合已經不再是原始的單個企業之間的交易契約關系，而是戰略聯盟的高度協同，供應鏈管理運營商與產業鏈上的其他生產、銷售、消費企業，結成伙伴型合作關系，隨著價值鏈的延伸，其獲利方式不再局限于個別產品或一個節點的獲利，而是整個價值鏈的利潤。商務部等部委還將出臺相關政策，解決外貿綜合服務企業反映最多的退稅、稽查以及異地貨物屬地報關等難題。

　　另一火爆的業態則是跨境電子商務，這種新型的商業模式越來越受到貿易企業的重視。電子商務平臺也幫扶一些企業走出了外貿低谷。目前商務部、海關確定了六個跨境電子商務試點城市。

　　寧波就是試點城市之一，寧波市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局局長俞丹樺告訴《財經》記者，試點以來，寧波出口業務量顯著激增。中國跨境電子商務已逐漸形成一條涵蓋營銷、支付、物流和金融服務的完整產業鏈。

　　2013年中國跨境電商進出口交易額達到3.1萬億元。商務部預測，2016年跨境電商進出口額將增至6.5萬億元。在傳統外貿年均增長不足10%的情況下，中國跨境電商卻保持著年均30%以上的增長。

　　針對跨境貿易電子商務存在的難以快速通關、規范結匯以及退稅問題，商務部等部委正在探索配套措施，推行監管前置、清單核放、集中報關等，給外貿新業態以最大的拓展空間。

　　而實現對外銷渠道的控制也是許多外貿企業拓寬進出口渠道的新模式。如今在寧波有1000家這樣的境外營銷基地。

　　設立境外營銷網絡，貼近終端市場，是寧波市外貿企業轉型升級的新選擇。為此，寧波市外經貿局和市財政局專門安排境外營銷網絡扶持專項資金，對企業單獨或合作在境外投資建立營銷機構、網絡和服務平臺給予支持。同時，寧波市還在歐洲、亞洲、美洲和非洲設立了11家境外經貿聯絡處。

　　胡江云提出，中國目前外貿轉型方式大體有兩種：一方面是向“微笑曲線”的兩端延伸，另一方面是“微笑曲線”的整體上移。這種移動使外貿轉型中的內生增長動能隨之滋生。而各種新業態的春芽是政府無法預見的，政府不應干涉、不應限制，允許試錯，營造寬松的市場環境，讓它們滿園春色。

　　當下正處于傳統出口優勢喪失，外貿競爭新優勢還未形成的關節，商務部綜合司、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發布的報告稱，中國外貿競爭優勢正處于“青黃不接”的季節。全國商務工作會議上商務部部長高虎城表示，今年的工作重點是培育外貿競爭新優勢。

　　構建全球價值鏈

　　商務部發布的最新統計顯示，2014年中國對外投資規模約為1400億美元，超過利用外資總規模約200億美元。隨著中國躍升為“凈資本輸出國”，企業參與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乃至價值鏈的重構節奏加快。

　　資本輸出伴隨人民幣跨境使用的提速，山東主動布局價值鏈的企業近年開始增多。除了基于東南亞等周邊國家和地區相較低廉的要素成本，一些企業則為尋求品牌、技術和市場而到歐美建廠。

　　中國公司需要更靠近客戶，以簡化物流程序并縮減運輸成本。“隨著產業成熟到一定程度，生產自然會跟著市場走。”美國紡織產業中心工人薪資相對較低，而且有暢通的物流和融資渠道。

　　隨著資本走出去，貿易雙流向趨勢也漸趨明晰：中國依賴第二大消費市場的魅力，吸引很多跨國公司在中國建工廠，適合中國消費口味的產品就地銷售；而中國企業投資國外，布局國際營銷網絡，也是為了更加接近客戶。

　　20多年前，中國企業鑲嵌在跨國公司的產業鏈上，以微薄的利潤為國際品牌代工，全球價值鏈驅動了中國經濟增長和改革紅利的釋放。然而，從上游的研發到下游的營銷，企業并沒有主動權，在全球產業鏈中，研發、營銷和零售環節的利潤占整個產品利潤的90%左右，而生產制造和貿易環節只能獲得國際貿易產業鏈10%的利潤。多位專家分析，以前是依賴低廉成本鑲嵌在跨國公司的鏈條上，貿易的溢出效應低，全球價值鏈也不一定能夠帶來技術轉移和進步，往往陷入低附加值領域被低端鎖定。

　　現在則是基于生產鏈的布局，在境外建立研發中心，營銷自己的品牌。盡管這種趨勢還只是涓涓溪流，但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則判斷，這種溪流將會匯集江河。他對《財經》記者表示，就像歐美日乃至亞洲四小龍經歷過的一樣，中國優勢產業也開始到了向外轉移的階段。如果我們在東南亞、非洲等幾個地區把以中國企業為主導的全球價值鏈或生產經營網絡搞起來了，幫助當地提升工業化水平，肯定比向當地出口商品更受歡迎。

　　布局價值鏈有龍頭企業和追隨企業兩類，在埃及、意大利、法國等國家，由一家龍頭企業帶領，一批與之配套的中小企業追隨出去，形成了產業集群式生產基地。這些基地轉移了部分中國的出口。這類似上世紀80年代的日本，日本企業實現投資、生產、銷售、服務的全球化布局，大部分產品并非本國生產、出口。這使得日本的外貿數據并不高，但跨國企業獲得的大部分利潤流回了國內。同時，日本企業利用日元升值機會大舉收購歐美工廠，構建全球價值鏈，并成長出更多的橫跨生產、服務、金融的綜合商社。

　　雙邊及區域合作的加快也影響著全球價值鏈的走向。中國目前已簽署的自貿協定達12個之多，涉及20個國家和地區，這些都是布局產業鏈的新藍海。

　　據商務部統計，過去十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額年均增長19%，比同期中國外貿年均增加4個百分點。

　　。韓國已與美國、歐盟等締結自由貿易協定，大部分關稅已撤銷，通關也便利，在韓國生產產品的產地可以注明韓國。在韓國新萬金經濟區就已經出現區域內的優勢嫁接。新萬金是韓國政府面向中國而計劃開發的開發區，中韓企業將在此合作新材料、新再生能源、生命健康產業等高成長高附加值產業。為此這里也被稱為“中國谷”。

　　值得關注的是，只有與國內價值鏈條的培育與配套嫁接，境外生產鏈方可伸遠。

　　一些專家指出，正在中國推行的商事改革和創新驅動，有利于建立統一公平的市場體系，培育國內統一大市場并提升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企業能力。中國亟待實現國內價值鏈與全球價值鏈的高效對接。

　　實際上，基于資本、投資與貿易的融合，以及“三江交匯”的“產能”輸出趨勢，貿易的形態不再單純是出口加工或代工出口，貿易的國內國外界限以及投資貿易邊界雜糅模糊，價值鏈也并非是單一的“微笑曲線”的兩端延伸，而是價值鏈縱橫交織的全球網絡化布局。

　　目前，中國境外直接投資在價值鏈(產業鏈)方面還存在三個脫節：國內與國外產業上下游脫節(多數境外企業是單打獨斗、散兵游勇)、投資與貿易脫節、境外網點建設與公司核心業務和主導產業脫節。同時存在“三個缺少”：缺少由中國企業主導構建的全球價值鏈、缺少中國跨國公司與著名品牌的引領、缺少對外直接投資實現的產業內與公司內貿易。他認為，目前還只有一小部分中國企業開始注意打造全球價值鏈，如中石油、中石化、寶鋼集團、華為、比亞迪、匹克、中糧和雙匯等。

　　加快構建中國企業主導的全球生產經營網絡，構建中國企業自己的全球價值鏈，實現從全球價值鏈中低端向中高端攀升，還亟待消解鏈條的對接梗阻和構建寬松的環境，更需要轉變傳統的貿易思維。

　　而中國將來會不會出現像當年日本擔心的“產業空洞化”，現在討論還為時尚早。